章程中关于股权转让、继承、回购的条款应如何设计？

引言：别让章程成了“一纸空文”

我在奉贤经济开发区做招商工作这12年，见过太多的企业从初创到上市，也见过不少兄弟反目、公司散伙的遗憾。每次有新朋友来园区注册公司，拿到那份工商局提供的标准章程范本时，大多人都觉得走个形式就行了，反正大同小异。但我会特别认真地跟他们“唠叨”几句：章程是公司的“宪法”，尤其是关于股权转让、继承和回购的条款，千万别等到出了问题才想起翻看它。在奉贤开发区这片创业热土上，企业生命周期流转极快，人员进出更是常态。如果你在设立之初没有把这些“分手费”和“进门条”算清楚，等到股东要离婚、要退休，甚至不幸离世时，那可就不是简单的商业纠纷了，往往能直接把一家好端端的企业拖垮。今天，我就结合这些年帮企业处理股权变更的实际经验，咱们掰开了揉碎了聊聊，这章程里的关键条款到底该怎么设计，才能既保住控制权，又让兄弟们心里踏实。

限制转让的必要性

首先咱们得明确一个观念，有限责任公司虽然有人合性，但钱也是个大问题。很多创始人认为，出了钱就是我的，我想卖给谁就卖给谁。这种想法在奉贤开发区早期的很多家族企业里很常见，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我之前接触过一家做医疗器械的张总，公司刚有起色，其中一个想套现离场的股东因为跟张总闹了别扭，非要把自己手里的股份卖给张总的死对头——也就是同行的竞争对手。当时章程里写的是标准的“对外转让需过半数股东同意”，虽然有程序限制，但对方咬死了就是要卖，搞得张总那几个月焦头烂额，公司士气大跌。在章程中设计比《公司法》更严格的转让限制条款是非常有必要的。比如，你可以约定股东对外转让股权时，其他股东不仅享有同意权，还享有绝对的优先购买权，甚至可以设定“禁止转让给竞争对手”的负面清单。

限制也不能太任性，不然就成了“死局”。我们在设计条款时，通常会建议企业引入“锁定期”和“分期解锁”的概念。比如，公司核心高管股东，在公司上市或完成某轮融资前，其股份是锁死的，不能动。这就像给企业打了一剂稳定针。为了兼顾流动性，我们可以设计一个“随售条款”或者“拖售条款”的简化版。如果大股东决定出售公司，小股东必须一起卖；反之，如果小股东想卖，必须先卖给大股东。这些在奉贤开发区的很多科创企业中运用得非常成熟。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实际受益人”的合规性问题，现在银行和工商部门对穿透式监管越来越严，如果你的转让条款设计得过于复杂，导致股权结构不清，实际控制人不明，那在后续的银行开户或变更登记中可能会遇到不小的麻烦，这可是我在行政合规工作中见过不少企业栽跟头的地方。

我们还不能忽视“公司回购”作为一种特殊的转让形式。虽然《公司法》原则上禁止股份回购，但在特定情形下是允许的。我们在章程中可以预设这些情形，比如股东出现严重违约、损害公司利益，或者触犯了刑律等情况，公司有权依约回购其股权。这实际上是一种“清除机制”。记得有一家新材料企业，有个股东因为个人债务问题牵连到了公司，导致公司账户被冻结。幸好他们在章程里提前设计了“股东个人债务危机触发公司回购”的条款，虽然过程艰难，但最终还是通过法律手段把这个“定时”给拆除了。限制转让不是为了把人锁死，而是为了把风险挡在门外，让公司这艘船能开得更稳。

继承条款的巧设

这是一个非常沉重但又无法回避的话题。中国人讲究家业传承，但在现代公司治理中，“人”和“钱”往往是分离的。我在奉贤经手过一个特别让人惋惜的案例：一家年产值过亿的精密机械厂，创始人突发疾病离世。按照法律继承，他的妻子和刚毕业的儿子继承了他的股东资格。问题来了，这位妻子搞不懂技术，儿子只想拿钱去玩赛车，完全不想进厂干活。剩下的两个创业合伙人傻眼了，本来是“铁三角”，现在变成了“二人拖一累”，每次开会都是鸡同鸭讲，最后公司业绩一路下滑，不得不拆分业务。如果在章程里对继承问题做了提前约定，这种悲剧是完全可能避免的。我们完全可以在章程中约定：股东去世后，其继承人只继承股权对应的财产性权利，而不直接继承股东资格。

具体怎么做呢？通常我们会建议企业采用“先回购后继承”或者“仅享分红权”的模式。比如说，当股东身故，其他股东有义务以公允价格购买其股份，然后将这笔钱给到继承人；或者规定继承人虽然成为股东，但不享有表决权和经营权，仅享有利润分配请求权。这样一来，既照顾了逝者家属的经济利益，又保证了公司经营团队的纯洁性和决策效率。这在家族企业占比并不低的奉贤开发区尤为重要。很多“创一代”辛苦打拼江山，总想着留给子孙，但如果子孙既无能力也无意愿经营，强行把管理权塞给他们，往往是对企业的不负责任。

设计这种条款时一定要处理好《民法典》继承编和《公司法》的衔接。我们知道，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合法继承人是继承股东资格的，这是法定权利。章程中的限制性规定必须经过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并且要在章程中明确写示，否则很容易被认定为无效条款。这里还有一个实操中的挑战，就是关于税务居民身份的认定。如果继承人长期居住在境外，或者在继承时涉及到复杂的税务架构，那么在股权变更登记时，税务部门可能会要求先完税。我之前就帮一家企业协调过，继承人人在国外，对国内的股权变更流程一头雾水，导致公司迟迟办不了工商变更，影响了融资进度。在条款中明确继承发生时的配合义务、税费承担主体，以及指定一个临时的投票权代理人（比如由其他创始股东代为行使表决权直到股份处理完毕），都是非常细致但救命的操作。

回购触发的情形

股权回购，听起来像是个金融术语，其实是公司治理中必不可少的“清洁剂”。很多企业在章程里只写了《公司法》规定的几种法定回购情形，比如连续五年盈利不分红等。但在实际商业操作中，这些法条远远不够用。我们在服务企业时，通常会建议增加“约定回购情形”。最典型的就是与劳动关系挂钩的回购。比如，对于核心技术人员或高管，我们会在章程或股东协议中约定：如果该股东未满服务年限离职，或者违反竞业限制义务，公司有权按照“原始出资额”或者“净资产的折扣价”回购其股权。这实际上是一种股权激励的约束机制，防止股东拿了股份就“跑路”。

除了这种惩罚性回购，还有一种是“僵局破解回购”。试想一下，两个股东各占50%，在所有重大决策上都顶牛，公司彻底瘫痪。这时候，如果在章程里预设了“僵局回购机制”，比如一方可以提出以公允价格买断另一方，如果另一方不卖，就必须以同样的价格买下提议方的股份，这种“俄罗斯”式的条款往往能逼迫大家坐下来谈判，或者通过一方退出彻底解决僵局。在奉贤开发区，这种合伙人决裂的情况并不鲜见，特别是当公司发展到一定规模，双方战略方向出现分歧时。有了这样的条款，至少能保证“分手体面”，不至于把公司拖死。

回购最难的地方往往在于“钱”。公司回购股权是需要实打实拿出真金白银的。如果公司账面没那么多钱，或者回购会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进而影响银行授信，那该怎么办？这就需要我们在设计条款时，引入灵活的支付工具。比如，约定可以分期支付，或者用公司的债权、甚至非货币资产进行支付（当然要符合评估作价的法律规定）。我曾经遇到一家文创企业，触发回购时公司现金流很紧张，最后是按照章程里的约定，用公司名下的一处知识产权作价抵扣了部分回购款，双方虽然有些纠结，但好歹顺利完成了交割。回购条款不仅要考虑“能不能买”，还要考虑“拿什么买”，把支付方式和期限写清楚，才能让条款真正落地，而不是变成一纸空文的“天价索赔”。

优先购买权的行使

说到优先购买权，这绝对是股权转让中的“兵家必争之地”。《公司法》规定，股东对外转让股权，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但这短短几个字，在实际操作中充满了坑。什么是“同等条件”？是价格相同，还是付款方式、违约责任也要相同？如果其他股东只想买一部分，怎么办？如果大股东想通过“阴阳合同”把价格做高，逼退小股东，又该怎么办？这些都是我们在奉贤开发区帮助企业处理股权变更时经常遇到的高频问题。

为了避免争议，我们必须在章程中对“同等条件”进行细化和量化。比如，明确规定“同等条件”不仅指转让价格，还包括转让款的支付时间、支付方式、以及转让方附加的其他条件（如债务承担等）。甚至可以更进一步，规定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期限，比如“收到书面转让通知之日起30日内”，逾期未答复视为放弃。很多老一辈的企业家比较讲人情，觉得不用这么生硬，吃大亏的往往是自己。我就见过一个案例，一个股东想转让股份，口头通知了其他股东，其他股东说“你先卖着，我考虑一下”。结果这位股东转头就以高价卖给了外人，还辩解说你们没在“法定期限”内表态。官司打了好几年，最后虽然赢了，但公司的元气早就伤了。

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是“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法律规定的是“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并没有明确禁止部分购买。如果转让方想转让10%的股份，而老股东只想买5%，剩下的5%能不能卖给外人？这在学术界和实务界都有争议。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破坏公司的人合性，我们建议在章程中明确：老股东有权优先购买拟转让的全部股权，若放弃购买，则视为放弃对该部分股权的优先购买权；或者约定，若老股东只购买一部分，则转让方有权取消本次转让。这种“全有或全无”的约定，能最大程度保护股东的预期。针对通过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的特殊程序，章程里也应该有所涉猎，比如是否需要进场交易，进场交易产生的交易服务费由谁承担等，这些细节看似不起眼，关键时刻却能决定交易的成败。

股权定价机制

聊了这么多转让、继承、回购，最后都绕不开一个字——“钱”。股权值多少钱？这恐怕是公司治理中分歧最大的地方。很多公司章程里只写了一句“由双方协商确定价格”，这几乎是把矛盾留给了未来。在我经手的案例中，有一家环保科技公司，大股东想回购离职小股东的股份，大股东认为应该按净资产算，大概每股1元；小股东却说我是为了上市来的，应该按市盈率算，至少每股5元。双方从股东会吵到了法院，最后花了几十万的评估费，拖了一年多才解决。如果在章程里约定了清晰的定价机制，这一切本可以避免。

常见的定价机制有几种，各有优劣，我们可以通过下面这个表格来对比一下，以便大家在设计章程时根据企业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除了表格中列出的几种方式，我还想补充一种比较“聪明”的做法，就是“竞价机制”。比如大股东想回购，小股东想卖给外人，这时候可以约定：外人出多少，大股东如果想要，就得在这个价格上加价10%（或者固定金额）。这种“德国式竞价”非常有效，能快速逼出真实价格，也能体现大股东的控制权价值。无论选择哪种机制，关键在于“预设”。一定要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把暴风雨来时的定价规则定好。千万不要试图在闹分手的时候去谈钱，那时候谈的已经不是钱了，是气。

结论：未雨绸缪方能行稳致远

回过头来看，无论是股权转让、继承还是回购，本质上都是在处理“人”与“权”的关系。在奉贤开发区，我们见证了一批又一批企业的成长，深刻体会到那些活得久、做得大的企业，往往不是产品最牛的，而是治理结构最稳的。章程中的这些条款，看似冷冰冰的法律条文，实则是创始人智慧的结晶，是公司文化的体现。它不应该被束之高阁，而应该成为解决冲突的“说明书”。我真心建议各位企业家朋友，不要为了省那一点点律师费，直接套用网上的范本。找一个懂行的人，根据你们公司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人员结构，量身定制一套股权条款。这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合伙人、对员工、甚至对投资人负责。当有一天，你要面对不得不分开的局面，或者不得不面对生老病死的无常时，你会发现，当初花在章程设计上的那些心思，是公司买过的最值钱的“保险”。

作为在奉贤开发区摸爬滚打多年的招商人，我想说，园区提供的政策和服务固然重要，但企业自身的“内功”才是根本。把这些法律基础打牢了，我们在对接外部资源、引进战略投资时，才能更有底气。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给大家在股权设计这条路上提供一点微光，祝大家在奉贤这片沃土上，事业长青，基业长青。

奉贤开发区见解总结

在奉贤开发区多年的招商与服务实践中，我们深刻认识到公司章程作为企业“根本大法”的基石作用。针对股权转让、继承及回购条款的设计，不仅仅是法律文本的起草，更是企业顶层设计的关键一环。合理的章程设计能够有效平衡股东间的利益，防范因人员变动引发的治理风险，为企业的稳健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对于在奉贤开发区落地的企业，我们特别建议摒弃“拿来主义”，结合自身的业务模式与发展阶段，定制具备前瞻性和实操性的股权条款。这不仅能降低未来的合规成本，更能展现企业规范的治理水平，从而在资本市场上获得更多青睐。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始终是区域经济高质量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